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生生不息，靠的是教师的传道解惑，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教师，它还能靠什么取得进步？一个尊师重教的民族，必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

早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包括国学和乡学），乡学设计于闾的叫“塾”，设立于党的叫“痒”，设立于州的叫“序”，设立于乡的叫“校”。于是跟着也就也出现了萌芽中的教师，“司徒”、“秩宗”、“典乐”都是当时教师的称谓，可以说就是最早的教师了。那时的教师就肩负起选材的重任，将优秀学生选拔到国这中去。

到了春秋时期，人们称教师为“师”，春秋时的《尚书》出现了“师”的记载，“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里的“师”，即为今天的教师。“君”和“师”的责任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从这句朴素的话中可以看出，人们将“师”与“君”相提并论，可见当时教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韩愈《师说》所写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已经成为千古名句。

这之后，教师的称谓就多了起来。但不管怎样称呼，教师的称谓都与教师职业的职责与崇高紧密联系着。

“夫子”作为教师的称谓与孔子密切相关。“夫子”起先为孔子门徒对他的尊称，后来发展成为对教师的尊称，由此可见孔子开创了教师崇高地位的新局面。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因此，传授儒家文化的教师就享有了足够高的地位，于是教师又被誉称为“世儒”、“师儒”。王充在《论衡》写道：“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可见，与“儒”有关的工作，都是崇高和受人尊敬的。

“老夫子”、“老师”、“师父”、“师长”、“师尊”、“尊师”、“先师”等作为教师的称谓，同样体现了“师”的尊贵。如“师父”，将“师”与“父”联系起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这些称谓，无不折射出教师的长者地位，而古代对长者的敬重是今天所无法比拟的。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唐代之前，教师的称谓重在“师”字，以“师”者的身份体现教师的崇高地位，而这之后，与教师称为有关的，慢慢体现在“教”、“授”、“学”上了。

老师的叫法始于宋代，是地方小学老师的称谓，太学老师称之为学政。

“教授”原为学官称谓，自宋始于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均设“教授”以传授学业。对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的教师称“讲师”、“助教”为国子监教师的称呼，协助国子博士传授儒学经学。这里突出了教师的传授，强调了教师的作用。

“教习”、“教谕”、“学博”、“学正”、“学录”、“监学” 等都是唐代以后的称谓，这些称谓强调了教与学，将教师的身份、职业特征逐步显示出来。如“教习”，明代选进士入翰林学习，称庶吉士，命学士一人任教，称为教习。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也沿袭教习。再如“学正”，宋元明清国子监所属学官，协助博士教学，并负训导之责。元代路、州、县及书院也设学正，明清州学设学正，负责教育所属生员。

到了现当代，教师的称谓又有了新的变化。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称谓，它将教师从传道解惑中解放出来，将教师放在塑造人的灵魂的高度来认识，从而更加明确教师的职责。

“春蚕”、“蜡烛”，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它将教师的奉献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让人看到了教师职业的伟大。可是，这样的称谓却让我有点失望，特别是进入了21世纪，这两个称谓更加让教师倍感不安，因为它很容易让人想起“丝方尽”、“泪始干”，将教师置于过度的奉献之中，也许并非好事。

“臭老九”，这同样是一个中国特色明显的称谓。“臭老九”原先并非独指教师，而是指知识分子，现在几乎成了教师的专利，意为地位最低下的人，可见教师对自身的认同感并不高。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今天说教师的地位提高了，但与古代的尊贵地位相比，整个社会还需要深入反思，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真正让教师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