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书”已成世界问题，中国人不爱读书尤甚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第十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2年，中国18岁至70周岁的国民其图书阅读率为54.9%（阅读率，一般是指经常有阅读行为的国民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在中国有4成多的人很少阅读。同样的调查，来自《国际出版蓝皮书》的统计显示，即便是在出版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有大概4成以上人不读或很少读书。

从数量上看。2012年，中国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几乎是中国的6倍。美国人年均阅读7本书，韩国人11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新加坡5本，中国的国民人均读书数甚至还落后于泰国的5本。即便算上电子书，数据仍然不乐观。算上电子书，中国去年年龄在18岁至70岁的中国人平均读了6.7本书，而来自皮尤（Pew）调查显示，若包括电子书，2012年美国人平均读了10.5本书。

再看种类，美国整个图书市场销售的图书，40%是虚构类的小说。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的情况也同样，图书35%到38%是都小说类。中国的情况也类似。

可见，全球都面临“阅读和学习”问题，为了应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还把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了“世界阅读日”。而中国人的读书情况虽然不如传言中的那么差，但仍和不少国家存在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阅读资源的浪费也是世界少有的

2012年，中国出版的图书达到了414005种，册数为79.25亿册，超越了美国一倍多。位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图书库存量最大的国家，以售价计算，目前有884.05亿元的图书积压在仓库之中。根据上海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2012年对全国40家出版机构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当数量的出版单位存销比达到了惊人的8:2。大于3年的库存书占总库存的比例在某些出版社竟可以达到72%。

根据文化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共有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3076个；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有7.89亿册（件），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0.58册。截至2011年底，我国平均每44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每3201平方公里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而在美国，每1.3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英国和加拿大每1万人左右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在德国，这个数字是每6600人一家，奥地利4000人，瑞士3000人。

但相较于奇缺的图书馆资源，利用这些资源的人却更少。全国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人数只有58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47%。而中国公共图书馆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仅为0.4次。这些数字都是美英日等国家的十几分之一。

总结来看，面对繁荣的出版业和现有的公共阅读资源，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称的上是“有书也不看”的典型。

此外，有书不看和对自身阅读状况不满还在中国并存

在2012年进行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民对个人阅读量评价这一项，只有1.3%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多，7.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比较多，有38.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一般，53.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少或比较少。而对于个人总体阅读情况，有19.1%的国民表示满意，有22.8%的国民表示不满意，而其他人则表示一般，希望改善。

可见，中国人对自身的读书情况的认知是存在矛盾的。

在之前的专题《从书香节看国人读书》中曾分析过为何国人不爱读书，并大致将其归纳为三种原因：1、没时间读书， 2、读书没意思，3、读书不值得。而这种矛盾的心态的根本也在于此，具体来看：

“没时间读书”说：新华网曾做过调查问卷，结果让人啼笑皆非，不读书的网友们的理由几乎就是：书我是想读的，但是我很忙，没有时间。确实，中国人相对来说的确“更忙”。在今年5月，首次发布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占全天的13.15%，用于工作的时间是9.249小时。国人休闲时间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占全天的23.9%）。

“娱乐方式多元化读书没动力”说：随着电视、收音机、互联网、电子游戏等娱乐手段的增加，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自然不再是他们获得信息的惟一方式。调查发现，对于一本200页的书，中国人愿意付的平均价格为13.67元，仅为星巴克一杯冰拿铁价格的一半，或一张电影票平均价格的1/3。当然，这种娱乐方式多元化带来的冲击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在娱乐产业更繁荣的发达国家更甚。

“书籍质量差”说：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图书市场的读物，装帧、设计越来越精美，品种越来越多，但贴近生活，能使人产生共鸣、能潜移默化的作品实在太少。

“没有良好读书环境”说：还有人认为，要使人们喜爱读书，首要的工作就是提高文化硬件建设。现在中国的文化设施和科普投入明显不足，整体状况令人担忧。

“时间那么少，读书自然要读实用的书，没用的书不要读”很多人还认为“为了娱乐而读书花费的时间和获得回报不成正比”。这种读书的功利化，进一步蚕食了中国人读书的动力，也使得在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教材、教辅、养生、营销和“成功学”成了主流。根据新华社对相关出版从业人士的采访发现，很多出版企业都将教辅教材、技术培训等出版物作为重要的利润点，而除了教辅教材以外，市场上销量高的图书也大多是“营销学”、“成功学”和“养生”类读物。功利化的读书取向在未成年人中也是普遍现象，上海2012年针对29所小学和26所中学所做的调查显示，小学生完成作业后，阅读课外书的比例不到50%，初中生的这一比例为42%，他们阅读的“课外书”主要还是作文书和教辅书。

对此，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认为，“一种新的‘读书有用论’正在悄然流行，非‘有用’的书不读，而‘有用’的定义在这里又变得非常狭窄。

总结来看，为促进读书而立法未尝不可

首先，不应该将“阅读立法”简单理解为“不读书就违法”。

阅读入法更多的是强调政府为保障国民阅读的权利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国民不阅读就会受到何种惩罚。如怎样解决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的问题，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条件，如何改善全民阅读活动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等等。而这与有人所想象的“强制性条款”显然存在较大出入。

读书立法更多的立意应放在增加和促进普通人的读书机会上。

其它国家中，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了国民阅读能力提高与积累的法律也是广泛存在的。如，美国有：《卓越阅读法》（1998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2年）；日本有《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年）；韩国的《读书振兴法》（1994年）、《读书文化振兴法》（2009年）；俄罗斯也有《民族阅读大纲》（2012年）等。

美国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就针对学前教育设立了“阅读优先项目”，包括创设一套综合性的、州政府范围内的阅读计划，以确保每一个儿童到三年级时都能够阅读；开展公平起点的家庭读写计划；在学前计划和“提前开始”计划中资助阅读学习等。日本于2001年12月公布《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都有义务推进儿童读书活动从而改善儿童的读书环境”，还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儿童读书日”。2005年，日本又通过《文字印刷文化振兴法》，明确国家与地方自治体要增建公立图书馆，充实学校图书馆馆藏，设定日本读书周。

简而言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只是类似于《中小企业促进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一项以鼓励、促进和扶持为主的法规。阅读入法更多的是根据人们不愿读书的理由，加以修正，促进全民阅读的配套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弥合地区间的阅读资源不平等，而不是强行控制阅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