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讲这个故事。七年前，我的眼前摆着一张X光胸片。两片黑色的肺叶上，遍布着无数小白点，像我平生所见最残酷的星空。每个白点都是一个癌转移灶。在过去的一个月中，许多白点从孤星长成了星系，这代表化疗药物已经耐药。除非奇迹发生，病人的剩余寿命不会太长。

内心深处我知道，我的父亲，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癌症康复者了。

那一刻，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要不要将这个糟糕透顶的消息告诉父亲——这个决定其实不该由我做，但在中国，医生往往将一个人的真正病情告知他的家属，而非告知病人自己。

“如果你能重活一次，你会选择改变什么？ ”

美国心理学者刘易斯·特曼（ Lewis Terman）曾长期追踪一批少年天才，到了 1986年，这群人已垂垂老矣，研究者问了仍在世的 720位、平均年龄74岁的 “当年神童” 这个问题，有些人回答 “我什么也不后悔，因此我什么也不会改变 ”；有些人则希望改变一些 “非自己所能控制的东西”，比如“ 我真的希望晚点出生，生活在更男女平等的时代 ”；不过，也有些人讲述了自己心中埋藏的最大憾事。 1995年，康奈尔大学的两位研究者重新整理了这些回答的原始数据，发现这些憾事可以分成三类 ——54%的人遗憾自己“未曾做一件本该做的事情 ”，12% 的人后悔自己 “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34% 的人则觉得自己 “在关键时刻做了错误的选择 ”。

至少有五人提及的 “当做未做” 包括：本应努力拿到本科或研究生学位。本应更努力工作。本应更努力学习。本应在职业选择上更忠于自己兴趣所在。本应更坚定地发展自我能力。本应更注重社会关系。本应更努力建立家庭。本应更忠于自己内心的目标和选择。本应为家人付出更多时间。

至少有五人提及的 “不该去做” 则包括：不该那么早结婚。不该开始吸烟。不该开始酗酒。不该那么频繁地高强度工作。

上个月 28日（本文写于2015年8月），李开复跟癌症搏斗20个月后，以一部《向死而生》宣告 “归来” ，短片中，李开复说了他确诊癌症后自觉时日无多时最大的几个遗憾 ——其一，父亲在世时没有好好认识他，也没有父亲好好认识自己；其二，没有在母亲还有记忆时，告诉母亲自己有多爱她，有多么感激她为自己付出的一切；其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没有在过去的人生中给予妻女足够的陪伴、支持和爱。

三条，全部属于 “当做未做” 。

尽管在运用体验取样法（ ESM）记录“生活中每个当下你为什么觉得后悔和遗憾 ”时，很多年轻人会更频繁地报告对 “要是早知道，今天就不干那件事 ”的后悔。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当一切无可挽回时，因为“当做未做”而抱憾终生的人，要远多于因为“不该去做”而后悔不已的人。

七年前，我没能鼓起勇气告诉父亲，他的真实病情。我怕他会放弃后续治疗，我怕他会承受不了这个打击……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正恐惧的，是我不够强大，不能安抚他的情绪，不能成为他的依靠。可能父亲其实心知肚明，在他和我说 “我已经骨瘦如柴了”，而我却无言以对的时刻。但直到最后一刻我始终保持了缄默，我剥夺了父亲知道自己真实病情的权利，和选择如何度过自己最后半年人生的自由。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会告诉父亲一切。

每时每刻，这份遗憾都在用痛楚提醒我，到最后，我最无法释怀的不是失败，而是放弃。绝不能因为一时恐惧，就放弃真正重要的事。后来，我没有选择更安稳的人生，我选择了更忠于自我，不改初衷。不是我变得更勇敢，只是我知道了真正的遗憾，能有多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