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收摊，《流浪地球》票房最高，引发的评论最多，收获的争议也最大。

在这里，孩子们看到了带尾巴的地球，科幻迷看到了“科幻电影元年”，媒体看到了热点，资本看到了商机。而关于电影好坏的网络大战，则让人又一次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在运用“想象力”这个词语时的巨大分歧。

倘若中国人对想象力的使用，就是这么自由散漫，也不是什么坏事。可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讨论，便会发现，不管持什么样的正反意见，好莱坞代表全人类发挥了几十年的想象力，总是在那里做着或明或暗的参照。

这也难怪。在今天，大概很难找到没有被好莱坞安利过的想象力的人。这样那样的比较，在所难免。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想象力，终究不是为了与别的社会比较，也不是为了要超越别的社会而存在。它首先是为自己所属于的这个社会，而不是为资本或别的什么而服务的。

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和讨论《流浪地球》里中国社会的想象力，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带着地球流浪这样的构想，极具中国特色，是在中国社会特别的条件之下才会产生的想象性难题。

首先，人类面临一个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的始作俑者，既不是资本巨鳄，也不是政府体制，而是我们的太阳。太阳就要下岗，这样的毁灭性危机，实在是谁也怨不着。如此的脑洞，在那些想象性地批评跨国公司、邪恶敌国或腐败政府，以为自己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少有开启的可能。只有在中国，方才水到渠成。

其次，人类社会自己的问题，可以由人挺身而出，追究和改正。太阳的错误，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应该怎么办？

这似乎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不过，对中国人来，这种霸气十足的错误，也并不陌生。近百年来的被动现代化的过程，突然打上门来、让中国社会和文化变得支离破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这个不和你讨价还价的对手。

最后，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存在任何政府的密谋、走上邪路的领导和包藏祸心的资本家，也没有权钱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来，建造飞船，让少数人脱离人民群众逃跑的方案，自然不成立。通过抽签的方式，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放弃一部分人的性命，带着地球逃跑，才是符合当前政治文化逻辑的选择。

就此来说，带着地球流浪这样的方案，倒也不一定是因为中国人特别热爱地球、眷恋家园，而是科幻在中国社会的土壤里扎根进化出来的想象性提问。如果说，一个社会总是以各种方式想象性地处理自己的危机的话，那么这个带着地球流浪的长期计划，便是中国式的危机想象。

这也就意味着，上述条件，既构成了这个奇异设定的基础，也结结实实地规定了，故事一旦展开，电影需要在哪些层面上运用想象力，才算直面危机。

既然是拍电影，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总是地球流浪后的灾难场景。

海啸、地块迁移、气温骤降等等，然后把它们变成震撼人心的特效画面。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电影做得最出彩的地方，也是最受追捧之处。不过，这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虽然可以极大地满足我们的视觉享受，但并不涉及上面这个中国式的危机想象的核心。

这是因为，在一场无法追责的灾难里，无论地球变成什么模样，引发我们何种排山倒海的情绪，都只是那一刻的直观感受。这样的感受，没有任何后续转化的方向。既不会变成对太阳的仇恨，也不会化为对地球的珍惜。

换言之，这一层面的宏大特效，做到极致，它的效果，也只是更好地烘托这个地球流浪的难题，而不能正面回答它。特别是，当地球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流浪，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想象性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二层的想象，是关于流浪后的地下社会。按照电影的设定，有待想象的是全球联合政府宣布流浪计划后17 年，地下社会的模样。这不光是指技术方面的变化，也不在于生活条件如何艰苦，资源是否匮乏，而是指在这个长期危机的压力之下，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城市空间乃至价值观念这些部分，可能出现的一切合情合理的“常理之外”。地球流浪的计划越是超乎想象，就越是给为了保存人类而艰难重组起来的地下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它的呈现，从一个中学课堂开始。学生们依旧穿着不合身的难看校服，老师则穿成银行职员的模样。老师问“什么是希望？”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拿腔拿调地回答。

这段场景，似乎只是要给韩朵朵一个出场的机会，给“希望是像钻石一样宝贵的东西”这个台词留一个线索（就这一点而言，电影的叙述属于中学生作文的模板，要求自己做到低级的首尾呼应。）只是即便只有短短几分钟，却也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17年的地球流浪，并没有改变中学教育的弊端，学校还在不紧不慢地培养着标准件，学生也还在厌学。如果考虑到，一个社会的巨变，最直接也最积极的体现者，往往是学校教育的话，那么这个场景，很难说是一时一地的想象，而是关乎危机之中，对整个地下社会的基本理解。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17 年过后就必须有巨大的变化？只要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地下城，生活久了之后就会出现各种潜规则、灰色地带，地下社会的地下产业，这不是很正常吗？也许电影追求的，就是这种一切如常的感觉。的确如此，毕竟，地下的北京也有王府井，人们还在那里欢度新春。

可惜的是，一切如常的地下社会，并不符合“地球流浪”的提问——长期危机之下，社会为何又如何重组？它不仅和一半地球人死去、地球前途未卜的社会状况，无法匹配，甚至有些答非所问。它的出现意味着，在这个地球必须流浪的计划里，残酷的并非用抽签的方式，以一半人的生命换取另一半的未来；也不是即便如此，这个换来的未来，仍没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在这个长期危机之中，在一半人类的生命消失之后，保存一个松松垮垮，充满惰性，除了管制之外毫无变化的社会，并没有什么问题。地下城的日子，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该怎么还是怎么过，灰色地带和伪善的教育，不过是换了地方呆着。一种叫做“钱”的东西，也许是不见了，但其他的却一样不少。

于是，这个看起来热热闹闹、颇为应景的地下社会，更像是在暗示，此时，地球流浪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并非每一个靠着运气存活下来的人共同分享的。活下来的人，纯属运气，可以自顾自地保命，享受生活，纠结亲情。除了售卖千年蚯蚓（也许对于爱吃的国人来说，吃的变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变化，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其他都一切如常。紧张感、悲剧感、使命感，在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里，没有丝毫的痕迹。它们只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类联合政府的事业，而与寻常百姓无关。

实际上，在小说中，刘慈欣提到了不少新社会的变化。比如，在一个人随时随地准备赴死的社会中，家庭解体了，生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有意思的细节，因为“春节回家”这样的主题（这属于资本强制性的想象）没有机会出现。而电影又没有提供新的变化。于是，不能不说，地下社会这一层面的想象，基本空白。

也许有人认为，如何讲述地下社会，只是开头那几分钟的事。所有的戏份，吸引眼球之处，不应该是地表和太空吗？但问题在于，想象一个什么样的地下社会，直接关系到地球流浪之后，“地球”和“人类”对活下来继续身处危机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倘若社会一切如旧，充满了惰性，那么故事后半部分——必须拯救地球——的叙述动力，便会不足。在毫无紧迫感的惰性社会中，地球流浪之后的人类家园，这个概念如何顺理成章地出现？为了人类，为什么这些牺牲是可以接受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与那个看似抽象的人类之间的关联，如何可能？

于是，在第三个需要展开的想象的层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再想象之上，电影给出的实际回答是：这不可能。

刘培强中校，用自己的服役，换取了儿子和岳父在地下城的居住权。

这是一桩明确的交易。当他得知儿子在地球有危险的时候，作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这件事情，对他没有丝毫的困扰。立马从休眠仓跳起来，拯救儿子，也就毫无悬念。整个过程，他的基本动力和唯一执念，只在于“我的儿子还在地球上”。

这倒不是说，他不能这样跳起来救儿子，救肯定是要救的，地球也最终不会香消玉殒。好莱坞套路也是如此，孤胆英雄，为了维护家庭而升级打怪。但好莱坞的做法比较鸡贼。它必定会安排上几个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人，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做一些思想或伦理道德上的辩论，摆出人性的两难。比如，这边是地球和儿子，是人类既有的家园，那边是联合政府收集的胚胎库和地球文明的种子，是所谓的人类未来，究竟孰轻孰重？一个人的决定，有没有可能挑战联合政府和电脑的运算？两个几率都渺小的计划，哪一个更值得孤注一掷？我，作为一个个人，如此选择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这种斗争过程的不可避免，并不改变最后的情节：一个人拯救世界；也不改变其内含的意识形态——白人至上，美国第一。但它却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论证过程，将一个个体的决定表现为两难的抉择，凸显出人性在面临危机时的高贵与悲剧性，并暗度陈仓，让大家都信服于美国最伟大的说教，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的普世的价值观。

不过，咱们的刘培强中校显然不是这个套路。他一路心心念念的，只有自己的儿子。人类整体的命运、联合政府的决定、胚胎库和其他休眠的同事们，一刻也没有成为他的难题，更不会带来片刻的犹豫。最终，一个没有任何伦理困境的人，救了地球。这是有些可怕的事，哪怕他牺牲了自己。

在这里，可怕的倒不是这个人的胆大妄为或一意孤行，而是在对他的牺牲与拯救的叙述中，人们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想要把个体与公共事业，乃至全人类关联起来，是多么的艰难。即便是拯救地球这样的事业，也只剩下了一己私利这一条通路。偏偏这套才从市场经济中锻炼出来的话语，掌握得又很不娴熟，表达起来几近赤裸。

至此，《流浪地球》的火爆与争议，与其说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起点，不如说是这个时代中国社会想象力的标本。它极为生动地表现出，中国社会想象力的“先天特色”和“后天不足”。所谓的“先天特色”，是在种种现实的限制之下，事关社会危机的想象，以颇为曲折也更为大胆的方式提出，比如带着地球去流浪。然而，这一社会想象力的“先天特色”，在为中国特色的危机表达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的同时，却也因为对现实的种种刻意回避，导致在这一巨大想象空间面前，失去了聚焦的能力。于是，在这场无的放矢的想象盛宴中，特效、大片、资本、民族自豪感、主流话语，所有这些都一起跳出来晃瞎我们的眼睛。人们来不及去思考，在这个事关危机的想象中，到底哪些部分是装饰性的，哪些部分应该竭力作答，哪些又可以尽情扩展，好让压抑已久的社会，在整体性的危机面前，做一次想象性的吐故纳新。